鲁迅的书 ”没等鲁金说完，吕运隆得意地说：“这回你相信了吧？别看我没怎么上过学，书还看的不少，就是没看过正经书。鲁班长给我鲁迅的书，我说我看不了这玩意儿，可是回去一看还真有点意思。”吕运隆和鲁金闹着要去买烧饼或是点心，打赌的事当下兑现，好和白刚一块吃一顿。鲁金给了他十元小票，让他从供应站买点儿点心。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47（2）

吕运隆走后，鲁金说他和队里几个吕运隆这样的小青年混得很熟，关系很好。想不到这些人对文化还真有点渴求。他们很聪明悟性很强，什么道理一点就透是一帮机灵鬼。白刚见鲁金和来时好像换了一个人，从自己走绝路到帮助别人学习，真是个天大的变化啊！可是又担心鲁金太善良太单纯和这些人在一起会惹出什么麻烦，便说：“你也别太乐观了，他们积习很深哪！吕运隆很小就被父母遗弃，是师傅从小就教他偷盗的。”

“对！他和我说过。”鲁金说，“说师傅训练他们还非常严格，从开水碗里用两只指头夹硬币。师傅糊个纸人，让他们用刀子一扫把纸人的口袋划开，但纸人不能动，也不准划破纸人的身子。还说他们这一行也有许多规矩：偷了工作证、文件包、证件都必须给人家寄回去。他上次跑出去，就在火车上把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偷来了。我问他你怎么不带回来，咱也看看？他说：那也是玩的？查出来还不定我个死罪啊。丢文件的那个大军官也受不了啊。我按文件包里的家庭住址又给他寄回去了 ”

“你不用听他们那一套。”没等鲁金说完白刚便打断了他的话，“实际真正这样做的小偷可能只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小偷这一行所以传授这些宣传这些，无非是制造一种自己这一行的自尊与荣耀，这只是他们给自己享用的一种精神鸦片。你还记得列夫 托尔斯泰关于这类问题说过的一段话吗？”

这一突如其来的问题，一下把鲁金问愣了。他愣怔了一下，然后轻轻地念叨说：“托尔斯泰，托 尔 斯泰 ”显然他极力在他的记忆搜索着。突然，他高兴地一拍大腿喊道：“我想起来了，是《复活》。在《复活》里托尔斯泰说过：通常人们总是认为盗贼、凶手、暗探、妓女必定承认自己的行业很坏，引以为耻。实际上完全相反。凡是由于命运或者由于本身的过失和错误落到某种地位上去的人，不论他们的地位多么不正当，却总会形成一种足以使他们的地位在自己心目中显得又好又正当的看法。 ”白刚羡慕地说：“你还真不简单能背下来，我只记得这个意思。”鲁金说：“这也是偶然的。”白刚说：“教他们学些文化当然有好处，可是他们对他们那一行的自豪感不转变，就很难谈到真正的转变。还有可千万不要和这些人谈政治谈敏感的问题。这些人不知深浅什么都说，可要注意不要弄成什么小集团。咱们不想在这里搞出什么名堂来，为他们创造什么好前途。”鲁金说：“没有！管他将来怎么样呢！”白刚说：“是啊！咱还不知道将来怎么样呢？哪管得了那么多。”谈到这里两个人都有些灰心丧气。可是鲁金突然眼睛一亮，一扫脸上的愁云，神秘地说：“我告诉你个好消息。队长告诉我，说机关让我回去一趟。”

“机关？”白刚有些惊奇地说：“原机关向来也没管过咱们哪！”鲁金说：“说可能要给我平反，农场说他们给路费让我不许和别人说。”白刚半信半疑地说：“要是这样可是太好了。最近关于甄别的传闻不少，你回去探探虚实如果真有动静我也回去跑跑。”

鲁金劳教以后，机关内部矛盾重重，斗争非常激烈。在后来的反右倾运动中，终究把机关的一把手给搞倒了，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包庇漏网右派鲁金的罪魁祸首。可喜的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以后，他又重新当了一把手。而且这时正赶上了全国形势有些好转。由于大跃进的错误，盲目冒进瞎指挥，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发生了全国性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人们逐渐认识到了以往这几年的错误。

1962年初，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刘少奇明确指出这几年的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中共中央还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要求对几年来批判和处分错了和基本错了的人，采取简便的办法，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大量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除彭德怀外几乎全部平反。

这时人们自然联想到“反右运动”。中央统战部写出了报告，提出如果领导认为需要和右派本人申请甄别的，可以甄别。对于确实划错的，予以平反；对于可划可不划而划了的，可以从宽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这个文件在一定范围酝酿了一段时间，虽然没有下发，精神已经透露出去。而且也可以看出当时有相当多的人包括中央统战部对右派问题都有一种不同的看法。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鲁金原单位的一把手大胆提出了应为鲁金平反，而且征得了上级有关部门的同意。这时正是统战部酝酿为右派甄别的时候。一把手还是有权威的，他提出来了有关部门不能不通知鲁金回机关。但一把手虽然恢复了职务，并不等于原来的许多矛盾就一下全然消除，所以一把手的意见并没有得到雷厉风行的执行。在那个多变的政治气候里，不用再多，十天二十天的拖延，便是另一番景象。

鲁金回到机关没去找机关党组织，却偷偷跑到了一把手家中去探听实底。一把手态度十分明朗果断：“不用怕！你的问题是我提出来的。原来的处分不符合事实，现在上级有精神，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应该平反嘛！你到机关可以大胆陈述理由。”机关接待鲁金的人很客气，但最后微微一笑：“机关对你的问题曾考虑复查，但是现在不能解决。”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47（3）

“不是机关叫我回来解决问题的吗？”鲁金十分奇怪。接待的人轻轻出了一口气表示无可奈何地说：“此一时彼一时啊！”鲁金仍然感到迷惑不解：“那为什么？”接待的人淡漠地说：“现在甄别平反冻结了。”

鲁金觉得一把手说解决你们为什么阻挠？他不服气又找到省五人小组。因为一把手说过曾找他们商量过。五人小组人员也很客气，说机关找我们谈过，可是现在不行了。鲁金说：“按政策确实搞错了的作为个别问题，不是可以解决吗？”接待人员说：“话是那么说，可是哪里也没解决。”鲁金说：“是不是复查甄别都冻结了？”他想印证一下机关的说法。接待人员说：“实际上哪里也没有开始。尤其是现在形势不同了没法进行了。”

鲁金被这种遭遇弄糊涂了。他哪里知道当时的政治形势很快就变了，连一把手也没想到变得这么快。中央统战部酝酿多时的为右派甄别的文件，正式报中央以后中央竟没有同意。不仅不同意给“右派”甄别平反，而且提出给摘帽后表现不好的“右派”重新戴上帽子。这就和原来起草文件的本意相差十万八千里了。不久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强调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样中央统战部也自然噤若寒蝉，再也不敢提给右派平反、甄别了。

鲁金回到农场和白刚一说，两人都感到形势紧张，不只是表现在甄别上，对这些人的管理也会更加严厉起来。白刚担心鲁金那张嘴：“你看到吗？形势越来越紧张，你可小心点别和人们瞎议论。”鲁金应付着说：“没事，你放心吧！”实际鲁金并不相信白刚的话。他对“反右”、“大跃进”、“超英赶美”等一系列政策十分不满，对右派一律不准甄别更感到愤怒，经常和人议论。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48（1）

转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以后，教养所里的批斗早就是家常便饭。人们觉得你提阶级斗争也好不提也好，反正这里一直就是天天斗，还能有什么不一样？谁也没想到情况还会有变化。

一个晴朗的星期日，不少人一大早起来抱起被子、褥子，准备借助冬天温暖的阳光，把这些破旧得冰凉梆硬的被褥晒一晒以便晚上睡个好觉。可是刚一出门就让队长们赶了回去说是不让晒被子。回到屋里人们就议论开了，这是为什么？更令人奇怪的是今天不出工，队长们却进大院了，而且来得这么早，这是为什么？有人试探着到院里去探听消息也被赶了回来，连在院里转转都不允许，这就令人惊讶了。人们小声嘀咕嘁嘁喳喳没人敢大声说话，搞得疑神疑鬼紧张极了。好容易熬到了打饭的时间才让人们陆续出去打饭，可是队长们却一个人也没有走，原来他们是早早吃了饭来的。人们便胡乱猜测起来，有人说可能是有人组织逃跑让领导知道了，有的猜测是有人要行凶领导加强力量防范，还有人认为是领导接到了什么密报要来个突击大搜查。这种搜查进行过多次，不少人认为这种估计有点道理。可是搜查什么呢？发现了什么目标，搞得这么严重？

谁也没有猜对。吃完饭立即宣布开大会，让整队进场，全体人员必须参加。等到全体人员坐好以后队长们便严肃地站在了四周。过去开大会队长们是仨一群俩一伙随便地站着说笑扯闲篇，今天却一个个规规矩矩不苟言笑死死地盯着人群，更加不同的是周围增加了武装警卫。人们都被这种威严的阵势镇住了，虽然会议还没开始，却没有一个人交头接耳。

大会开始了，党委郝书记首先讲阶级斗争形势，说我们场也存在激烈的斗争，有人在专政机关还妄图复辟变天。他们恶毒攻击“大跃进”，组织反动集团。然后突然提高了声音大声喊着说：“现在我场经过大家揭发，挖出了三个反革命集团。一个叫 马列 小组。这是一个以陆永安为首的反革命集团，陆永安站到台前来。”陆永安立刻被铐了起来宣布逮捕法办。

一提到陆永安白刚吓得倒抽一口凉气，他和陆永安虽不认识，但是陆建祥曾和他谈到过陆永安的事，他还为他们出过主意。那事是不是和今天宣布的罪行有关啊！接着又念了几个集团成员名字，其中竟有陆建祥，也让他们站到台前当众亮相。党委书记接着说：“他们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干着反毛泽东思想的勾当。口口声声学习马列主义，不但不学习还进行反驳，对报纸社论评头品足反动之极。”另一个集团是“人民党”，说他们有组织机构，设有主席部长，还有发展对象。

宣布第一个反革命集团时，虽然没有谈他们的活动和言论，人们还比较相信尽管不应定成反革命，但是确有这样的人，经常发泄不满，对不少事情看不惯。可是宣布第二个反革命集团时人们却目瞪口呆，简直像云山雾罩一样，能有这样的事吗？右派成立了一个什么党这还了得吗？尤其他们还有发展对象，更使人忧心忡忡，这可是说连谁就连上谁。成员里的陈伯康和白刚有些关系。

最后一个没有定名反革命集团而是宣布为一条黑线。令白刚吃惊的是这条黑线竟然是以鲁金为首。罪名是散布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