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同敞和他的祖先张居正，本来都应该是国家依赖的栋梁，可这样的人太少了。平常的时候，没有危难的时候，这样的人，你会觉得有没有无所谓；可国破山河碎的时候，面对江河日下的时局，面对碌碌无为的当政者，谁不会由衷地思念这样的人呢？

这就叫家贫才思贤妻、国难才思良相啊！

人们正是在张同敞的身上看到了当年张居正有能力、有毅力振兴大明王朝的那段辉煌。

可惜，张居正毕竟只有一个，自这位大明王朝不世出的奇才离开人世之后，再也没有人能续写他的辉煌了。张同敞作为张居正的后人，虽然他也有能力，也有毅力，只是他再也没有张居正的那个时代和机遇了。

当然，他身上依然流着他曾祖父的血，他依然有张居正那样唯国家利益至上的立场，他依然有张居正那样面对重重危难“虽千万人而吾往矣”的勇气和决心，他也依然有张居正那样“知我罪我，在所不计”的坚持与气概。

有这些，一个王朝才有希望；有这些，一个民族才有希望。

这大概就是张居正留在“天壤间”的那段“精诚”、那种精神的内涵所在。

所以，在张同敞、瞿式耜死后，先是人们自发地为他俩安葬，后来清政府也被这二人视死如归的气概所震撼，康熙年间曾下令表彰二人宁死不屈的气节。到了道光20年；也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江河日下的大清王朝也面临着国难当头的恶运了，这时候他们也想起张同敞和张居正这样的人来了。广西巡抚亲自在张同敞和瞿式耜的殉难处为二人立了一块两米高的巨大石碑，题名叫“常熟瞿忠宣、江陵张忠烈二公成仁处”碑，不仅表彰他们的气节，也希望能冀此唤醒人们保家卫国的决心与勇气。

民族的期望

1963年，在广西出席历史学会议的郭沫若先生专程到瞿、张二人的墓前来拜谒这两位英雄。他分别写了两首诗来赞颂瞿、张二人。他的《赞张同敞》诗写道：

“的是奇男子，江陵忠烈张。随师同患难，与国共存亡。臂断何曾断，睛伤并未伤。万人齐仰止，千古整冠裳。”

我个人觉得这首诗写得非常好，尤其开篇的这句“的是奇男子，江陵忠烈张”，说的虽然只是张同敞，但放在张居正身上又何尝不可呢？

举目大明王朝276年的历史，能力挽狂澜、能开创中兴盛世的张居正难道不也是个奇男子吗？

能以一句国家利益至上，迎着反夺情的伦理风暴，把改革事业进行到底的张居正难道不算是个奇男子吗？

能超越世人的毁誉，能超越世俗的荣辱，并最终实现个人理想与国家振兴的张居正难道不就是个奇男子吗？

“的是奇男子，江陵忠烈张”！

我在张居正故居里想到郭沫若先生的这句诗的时候，我突然想，说不定朱东润先生也去过广西，也在张同敞的墓前凭吊过这位继承了张居正“精诚”精神的不屈的英雄。要不然，他怎么会在《张居正大传》的最后也说到了张同敞的英勇就义，并在交待了张同敞的生平后突发感慨地说：

“同敞死了，热烈的血液，灌溉了民族复兴的萌芽！”

当时，我站在张居正故居里，站在张居正的塑像面前，突然完全明白了朱东润先生所留下的那两个谜团。

朱东润先生在1941年的抗战岁月里，用了仅仅七个月的时间就写出了这部洋洋三十万字的煌煌巨著，他的创作热情完全来自于那个特殊的时代。

当时抗日战争虽然已经进入了相持阶段，但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正是达到了高潮的时候。朱东润先生是1941年8月6号完成整部《张居正大传》的创作的，再过整整四个月，也就是12月7号，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的时间。朱东润先生是在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中，是在全民族的深重灾难中，赶出这部《张居正大传》的。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完全可以感受到朱东润先生在乐山的流亡岁月里，在忽闪忽闪的煤油灯下奋笔疾书时的激愤与激动。

所以传记的最后，用的完全不是传记的笔法。在全书的最后，朱东润先生用沉重的笔触写道：

“整个的中国，不是一家一姓的事，任何人追溯到自己的祖先的时候，总会发见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实。有的显焕一些，也许有的黯淡一些，但是当我们想到自己的祖先，曾经为自由而奋斗，为发展而努力，乃至为生存而流血，我们对于过去，固然看到无穷的光辉，对于将来，也必然抱着更大的期待。前进啊，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

“前进啊，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 这应该就是这部传记叫“张居正大传”而不叫“张居正传”的理由吧！

在张居正的身上，身受着国破家亡之痛的朱东润先生该是寄寓了怎样的属于民族的期望！

在张居正的身上，每一个渴望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华儿女又该是寄寓了怎样的属于整个民族的期望！

所以，这绝不只是一个人的传记，这是一种属于整个民族的精神传记，这样的传记称之为“大传”，正是名至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