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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万历一朝，张居正被定性为万历皇帝碰到过的最大的奸臣，小万历不许任何人为张居正翻案，大明万历朝的政治口径非常统一，不要再提张居正的贡献了，最好把张居正这个人彻底忘掉！

可是，公道自在人心，历史毕竟不是可以人为地抹杀的。

就在万历朝当时，就有不少人为张居正鸣冤报屈。要说像潘季驯这样的张居正破格提拔的人才为张居正叫屈还可以理解，但连张居正活着的时候反对他的人也为他叫屈，这就更有说服力了。

明代的大思想家李贽，曾经在张居正诏毁天下书院的文化专治过程中饱受打击，他也是张居正生前少数能敢于痛批张居正的人。可当张居正死后，当他目睹了朝廷对张居正的诬陷以及对张家后人无情的迫害后，他不仅指责那些不能为张居正辩护的官员，还把张居正与当时人们都特别爱戴的清官海瑞作对比，说海瑞只是“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却不可以“任栋梁”，但张居正虽然执政时“胆大如天”，却可以称得上是古今“宰相之杰”！

李贽是思想家，所以看得远，看得深。可一般人并没有他这么洞烛观火的认识，所以终万历一朝，虽然有李贽这样的人为张居正说话，可毕竟身微言轻，也并不为人所重视。所以到了万历朝的后期，张居正真的是渐渐被人所淡忘了。

可就在我们以为张居正真的要被所有人淡忘的时候，就在张居正死后的六十年左右，也就是明代崇祯年间，不论是庙堂之上，还是乡野之间，一下子又有很多人想起张居正来了。

为什么呢？

道理很简单，一句老话 “家贫思贤妻，国难思良相”！

上至崇祯皇帝，下到文人士大夫，在农民起义和异族入侵的历史洪流面前，都意识到大明王朝到了生死危亡的关头。谁能挽狂澜于即倒？谁能扶大厦于将倾？谁能为大明王朝再降生一个张居正来呢？

第一个跳出来如此呼喊的人，大家绝对想不到，我估计泉下有知的张居正也绝对想不到。他就是在夺情伦理风暴中号称反夺情五君子之一，而且是五个人中把张居正和万历新政骂得最凶、骂得最狠的邹元标。

邹元标因为反夺情，在廷杖中被打断了双腿，落下了终生残疾。过后又被流放到云贵边远山区，弄得浑身都是病。他晚年曾经说，每到阴雨天，那叫一个“天阴雨湿声啾啾”啊，浑身的骨头缝里都疼痛异常，有时痛得竟然忍不住要哼出声来。这可以说，都是拜张居正所赐的。

邹元标后来成为东林党的领袖，在国破家亡的严峻形势下，他开始反思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并最终认为只有张居正的改革才是救国的良方。他上书崇祯皇帝，主张为张居正平反昭雪，结果得到朝廷上下的一致赞同。到了崇祯三年，张居正生前的名誉才得到完全的恢复。

张居正当年孤身一人誓把改革推行到底的时候曾经说过：“知我罪我，在所不计！”

他的那个当过状元的儿子张懋修在穷尽余生编定了《张太岳集》之后也说：“留此一段精诚在天壤间，古人所谓知我罪我，先公意在是乎。”

这个“知我罪我”的典故出自孔子。孔子编写完《春秋》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那意思是说我做的这些事，写的这本书，后人一定会毁誉不一、褒贬不一的，但我只要认为这是对的，是有价值的，不论别人如何评说，我都会坚定地做下去。

张居正引用孔子的这句话，是说他不会在乎那些生前身后之名，他看重的是他生前的理想，是他的改革大业，哪怕为此担上千古的骂名，他也会昂首前行。

而他的儿子张懋修在抄家时自杀不成，后来忍辱偷生，为父亲编写文集，也是要把父亲张居正的这种精神宣扬下去，这就叫“留此一段精诚在天地之间”！

宋代的辛弃疾他的名作《破阵子》里说“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张居正“了却”了“君王”的“天下事”，可是当时并没能“赢得生前身后名”，可即使这样，他留在天地间的那种精神却也是永远不朽的。

那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呢？

这就要说到我在张居正故居流连忘返时所产生的第二个强烈的感慨了。

精诚

张懋修说他爹“留此一段精诚在天壤间”，那么，张居正留下的这一段“精诚”，或者说这一种精神，到底具有怎样的内涵呢？

我个人认为，精神这种东西是可以遗传的，尤其是对于一个家族、甚至是对于一个民族而言。要想知道张居正到底留下的是何种精神，我们不妨来看看张居正的后人 他的子孙的表现。

在亡国的崇祯皇帝当政的十七年里，他虽然也想励精图治，他虽然为国事操心得二十多岁就白了少年头，但可惜，天下已再无张居正。天下多的是乱世之枭雄，朝廷却没有一位治世之能臣。崇祯皇帝也只能望洋兴叹，无可奈何。他于崇祯十三年下旨让张居正死去的长子张敬修世袭张居正生前的荣誉，并起用了张敬修的长孙、也就是张居正的长重孙张同敞，希望他能够继承祖先的光荣传统，救大明于水火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