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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孔子的尊重，所以孔子的后人被封为衍圣公。这时候的衍圣公是孔子的第六十四代孙孔尚贤。按规定，作为这时候的道德领袖，孔子的后人每年都可以到京城去觐见一次皇上。说这位孔尚贤对于每次进京的长途跋涉，都表现得兴高采烈。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顺带经商倒卖。

他把山东的地产、货物每次都装个几十大车顺便带到北京来买，因为按规定沿途可以有驿站免费给他提供衣食住行，这样他的货运成本就等于完全省去了。他一个庞大的货运队伍赶得上政府的漕运了，而所有人员货物的运输成本全由驿站承担，也就是全由政府承担，这个好处那就大了去了。所以这个孔尚贤才乐此不疲，就指着每年这一趟大发一笔了。

考成法颁布之后，这个孔尚贤不当回事儿，心的话我是孔圣人的后人啊，况且也不是政府官员，手上又有政府颁发的的“堪合”，也就是特别通行证，你能拿我怎么地？

结果他照常带着庞大的货运队伍上路了，碰到以驿站还要进。可这一路上的驿站没有一个接待他的，所有的驿站都收到了由内阁传达下来的特别指示：驿站只接待衍圣公一个人，除此之外，一个人，一辆车也不准放进驿站里来。

这一下孔尚贤可亏大发了，以前他吃免费的，所以从来不考虑成本的问题，他的车队是人多车好，极尽奢侈，这下没成想要自掏腰包，运输成本那不是一般的大，走到了一半，孔尚贤一算，这一趟的赢利全都没了。等走到北京，算算亏得钱，孔尚贤都要哭鼻子了，别说赚了，光运费就是盈利的一两倍。

孔尚贤想找礼部抗议，可谁听他抗议啊。这边抗议还没答复，那边儿礼部通知他以后进京觐见改三年一次，别没事儿老往北京跑。孔尚贤这算彻底傻眼儿了，只好苦水往肚里咽。

但老实说，孔尚贤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别说是你孔尚贤了，连张居正他自己都享受不到驿站的免费午餐。

张居正的儿子要参加科举考试，因为要回户籍所在地考，所以考前必须从北京赶回湖北老家去。张居正替儿子雇了辆车，让他悄无声息地自己赶路，一路上绝不允许住驿站。

张居正的父亲过生日前，张居正自己脱不开身，就让弟弟张居敬带上寿礼回老家贺寿，虽然路途遥远、行李不便，张居敬还是骑着个毛驴拖东带西地自己回去了。礼部知道了要送勘合来，让张居敬路上方便些。张居正坚决不同意，说整顿驿传，必须从我作起！

连张居正自己都如此以身作则，连孔子的后人衍圣公在驿传上都被考成法整得这么惨，谁还敢惹事呢？所以驿传这一块一下就彻底整顿了公款消费之风，这一下为国家财政上就省下了巨大的费用。

这还只是节流，开源上考成法的意外收获就更大了。

由于土地兼并这时候已经非常严重了，所以很多土地都隐瞒在大地主的手里，这一部分的税收一直拖欠得很严重。张居正按考成法下指标给各地税收官员，以收缴拖欠赋税为衡量官员业绩的考核标准。结果这一下，往年拖欠赋税的十之七八都追缴了上来，这一下等于存了七八年的财政税收都一下到了张居正的手里，国家的经济状况一下子就得了根本的改观。

能开源，又能节流，考成法于官僚制度改革之后，竟为经济体制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神奇的举措。

第三，制度上的成效，或者说是集权制度上的成效

我们在此前，说到张居正、高拱、徐阶这些人，经常用到“宰相”这个词儿，说老实话，严格说起来，这个称呼是错误的。

因为明代没有宰相。

朱元璋怕宰相的权力太大，对皇权造成威胁，所以自明朝之初就取消了宰相一职。他一个人亲理政务，每天要批的奏折要几大筐，两百多个，弄得他虽然起义军出身也实在干不了，所以就让翰林院的学士们给他当秘书，这就组成了一个内阁的班子。所以，明代所谓的内阁本来就是一帮文字秘书。

从行政权上来说，按照明代标准的行政制度来看，实际上最高的行政权力除了皇帝自己，那就是以吏部为首的六部，而监察权则在都察院手里，两者是相互平行的。内阁说起来什么都不是，它只是皇帝的一个秘书处而已，尤其是它对行政系统的六部和监察系统的都察院严格说起来都没有领导权。

但由于内阁最靠近皇帝，而内阁成员往往由身为六部长官的大学士担任，所以内阁对六部逐渐有了真正意义的领导权，这样内阁就渐渐掌握了最高的行政权。但对监察权还是没有控制力的，所以明代的言官很嚣张，因为他们是直接向皇帝负责的。

可现在考成法实施之后，六部向六科负责，六科又向内阁负责，这也就变成行政系统要向监察系统负责，而监察系统要向内阁负责，内阁名正言顺地掌握了行政与监察两大系统的最高领导权，这样，内阁首辅才真的和前代的宰相一样，真正拥有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绝对权力。所以，这时候虽然还是没有宰相的称呼，而张居正的内阁首辅的性质已经和前代的宰相没有什么差别了。

中国封建政治的本质特点就是集权政治，我个人认为，在中国古代的封建文化环境下，没有集权制度的保证，很多事根本不要想做得成。张居正用一招简单的考成法，理清了权力系统，为它的变法运动打下了一个最牢固的政治基础，这种制度上的成效，意义毫无疑问是非常巨大的。

张居正曾经说过“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张太岳集奏疏三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那意思是说，天下的事并不难在没有规矩，而是难在没有按规矩去做事的习惯。这背后更深的意义则在于，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官僚队伍，最重要的习惯就在于要勇于去“做”、去实践，所以他的考成法其实不是“法”，而是逼着人们去做事的方法。

这也是我从张居正那儿学习到用这个“考成簿”来规划自己生活的关键所在。我经常对自己的孩子说，人生最重要的习惯叫作“四做”：第一个，做，别怕错！第二个，快做，别磨蹭！第三个，专心做，别马虎！第四个，边想边做，动脑筋！

做！快做！专心做！边想边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