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未清除的地雷和未清理完毕的尸体,无法保证民间人士的安全。
于是,热情的人们就跑到部队营房的门口。握手拥抱拍照片、献花献匾献锦旗、敲锣打鼓放鞭炮、送烟送酒送火腿。
第八军当时正在云南保山休整。蔡智诚每天穿着崭新的军服、站在军营的门口,看到中国人就说“你好”、遇见外国人就说“哈罗”,然后再把国军将士英勇杀敌的光辉事迹背诵一遍。
慰问团里比较活跃的人物,或者是白发苍苍的名士乡绅、或者是如花似玉的太太小姐,他们对文质彬彬的蔡智诚的印象十分不错。听完学生兵讲述的战斗故事,白发苍苍激动得胡子直翘,纷纷挥毫疾书,“高歌慷慨赴疆场,壮士弯弓射虎狼”,“三山五岳擎天柱,万古千秋不世名” 而那些如花似玉们则纷纷要求合影留念,于是,蔡智诚每天都要对着镁光灯摆弄十几次造型 镜头里,他手中端着喷火枪,面前摆着汽油罐,一大帮浓装艳抹的旗袍女人依偎在前后左右,真是飒爽英姿、莺歌燕舞,既威武又风流。
慰问团经常提到一个问题:“军队里象你这样的学生兵多不多?”,蔡智诚总是回答:“有很多,现在他们都执行任务去了”。可他心里知道,营房里别说学生兵,就连壮丁兵也没剩下多少,经过一场松山血战,103师几乎被打残,三个团都成了空架子。
营房里人员稀少,医院里却人满为患,所以遇到空闲的时候,蔡智诚就去看望伤员。
陈永思团长在病床上躺着,精神却很好。一颗子弹把他的肚子打了个对穿,却没有伤到什么重要器官,算起来运气真不错。
有一次,蔡智诚说到松山日军的顽强精神让人畏惧,陈团长却有不同的看法:“日本兵也是人,他们也会怕死,松山守备部队之所以始终没有撤退,不过是因为他们以为会有援军来救援。过去,我们在上海湖北湖南与日军交战,周围哪怕只有鬼子的一个小队,他们也会拼命赶过来支援,所以小日本只要知道附近有自己的队伍,他就不害怕、死缠着和你打。可这次却不同了,打到最后也没见一兵一卒来帮忙,这说明什么?说明日本人不行了,明知道松山顶不住,硬是把他们丢下了!我给你说,这样的事情只要多出现一两次,军心就懈了,再不会有部队愿意死拼死守,照这样下去,小日本距离最后完蛋也就不远了!”
“人在江湖上闯荡最怕什么?怕没有朋友”,陈永思接着说:“军队在战场上拼杀最怕什么?怕没有友军协作。敌人再凶狠也不可怕,我们可以鼓起勇气和他们对杀,可怕的是我们自己彼此间不信任,互相算计、见死不救,这样的话,仗还没有开打就先泄了气,拳头捏不紧,终究会被别人掰断了手指头 ”
事后想来,陈团长的这番话显然是有感而发,只不过在当时,新兵蔡智诚还没有这个体会罢了。
在医院,蔡智诚找到了罗烟杆。
罗烟杆的脸上中了一枪。子弹从耳朵旁边打进去、又从嘴巴里面飞出来,枪弹进去的时候撕掉了半边耳廓,出来的时候扯掉了一块嘴唇,搞得罗烟杆破了相。不过,这个伤势虽然会使得他今后吃饭喝汤、或者娶媳妇相亲出现重大困难,却不影响他当兵打仗,所以,罗烟杆伤愈之后,还必须继续扛枪上前线。
在当时的国民党军队,普通士兵并没有正规的档案,所以伤兵痊愈之后也许回到原部队、也许就不回去了。一般情况下,受过伤的老兵具有战斗经验,各个部队都是抢着要的。
医院的门口摆着好几张桌子,各路人马都在那里招揽老兵。有的喊:“到这里画押啦!见面发一个月军饷!”,有的嚷嚷:“伤兵补助!当场兑现!” 就象吆喝买卖的一样。
第八军的部队中,只有荣誉第一师的经费最为充足,既不拖欠军饷、也能兑现伤兵抚恤,他们的桌子上码放着一摞摞的钞票,十分具有诱惑力,引得有些伤员伤口还没有痊愈就跑去领钱了。103师没有那么多现钱,军饷是“分期付款”的、战伤补助也需要用实物替代,所以时常可以看见一些出院的伤兵背着半麻袋大米沿街叫卖,活象个二道贩子。最惨的是82师,要啥没啥,他们的办事人员只好扯着嗓子乱许愿:“老兵归队,官升一级!”,咋呼了老半天也没有几个人愿意投奔他们。
当兵吃粮,天经地义。按道理,只要穿上二尺半就应该领军饷,只要在战场上受了伤就可以得到抚恤金,可事实上却做不到这样。不同等级的国军部队有不同的拨款标准,杂牌部队的经费似乎永远也不够用,在这些部队服役,伤愈之后能够继续扛枪打仗的军人还勉强可以挣到几个钱,而那些因伤致残、无法复役的伤兵就惨了。
后方医院的旁边有一些低矮破烂的平房,那里被称做“陆军某医院某某组”,里面住的全都是伤残的荣军。
这些荣军伤员的“标准装束”就是一件病号服 那时候的“病号服”并不是现在电影里演的“竖条纹的两件套”,而是一条薄薄的棉毛毯,中间挖三个洞,把脑袋和胳膊伸进去就成了一件“无袖披肩”,在病号服的胸口位置用小布条缝着一个红十字,表示该病员是一位光荣的伤兵 无论其腿部是否有残疾,荣军的胳臂底下永远都夹着一根三角拐杖,那是他们的标志也是他们的武器。伤兵闹事的时候,满大街的拐杖如林,再加上“老子们早就不想活了!”的叫骂声,的确是气氛悲壮、声势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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