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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的蒲公英》 作者:王外马甲
马甲很早就知道蔡智诚当过国民党军官,因为我小时候曾经看见他被捆起来游街,胸前挂着牌子、头上戴着高帽。
后来又听说他平反了,得了一份“起义证书”、还补发了好多工资,顿时特别有钱。那时候,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正好解禁,大人们看完金环和银环的故事,回来就说:老蔡原来是“关团长”一样的人物呵,是个好人!于是就有许多热心的大妈大婶忙着给蔡先生介绍对象,想让他续弦。我们这些小孩一见到他就嚷嚷:“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而蔡先生只是尴尬的笑。
再后来,蔡先生退休了。一个人在家里养兰花、喂金鱼,摆弄一些不吵不闹的小玩意,孤孤单单、自得其乐。再再后来,马甲我偶然得知这位安静的老头居然曾经是中国最早的空降兵,不由得大吃一惊,连忙和几个朋友找上门去:“伞兵呵!特种部队呀!老蔡先生,给我们讲故事吧!”
这时候,老人家已经得了帕金森病,语言和行动都有些障碍。他坐在藤椅上,看看面前的花、又望望天边的云,许久许久,才嘟哝了一句:“这伞兵嘛,就象是战场上的蒲公英 ”
战场上的蒲公英
1944年初夏,二十二岁的蔡智诚不想上学了,他要去当兵。
蔡智诚是贵州人,家住遵义老城琵琶桥(现名红旗路),他家的斜对面就是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公馆,那里如今已成为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址。
蔡智诚有两个哥一个姐和一个妹妹,大哥蔡智明1938年10月牺牲了,姐姐蔡智慧已经出嫁、在“美国援华协会”当医师,二哥蔡智仁毕业于陆军辎重兵学校、是交通二团(汽车兵)的连长,妹妹蔡智兰初中没毕业就偷跑出去参军、结果在战场上失踪了。
蔡智诚排行老四,可实际上只比老五大了二十分钟(他和蔡智兰是对龙凤胎)。44年,蔡家的年轻人中只有他还在读书,这倒不是因为他不想工作或者胆子小,而是父母觉得家里应该留一个“守门的”,蔡老四是长辈们公认的最乖的孩子,应该老老实实的把大学念完、然后成家立业。
从家谱上看,蔡家应该算是湖北人。他们祖上是跟着袁玉锡(湖北襄樊人,曾任遵义知府)到贵州来的,先是做幕僚,而后经办盐号。贵州是个不产盐的地方,食盐大多依靠川省供给,遵义是川盐入黔的集散地,蔡家在这里开办“恒升永”商号,兼营盐业、布匹和杂货,很快就发了财。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到了蔡智诚的父亲蔡式超这一辈,蔡家的家道衰落了。
蔡式超是厦门大学的第一批学生。在华侨创办的大学里读了两年“商学”,没学到什么商业技巧,却树立了“实业救国”的观念。回到家乡,蔡同学下定决心:不做商人,要当农场主,向陈嘉庚同志学习。
刚开始,他和厦大同学何辑五(何应瑞,何应钦的四弟)一起合办茶场、试验改良茶种。在当时,贵州种植茶叶的人很少,蔡同学与何同学希望用“新型经济作物”替代盛行于贵州的鸦片,既能挽救家乡风气、又能振兴地方经济。
从理论上讲,这个思路是可取的(事实上,蔡式超当年试办茶场的湄潭,现在已经成为茶叶生产基地)。然而,在当时,蔡式超的办法却行不通。
兴办农业需要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可贵州这里却战事频繁。黔军、滇军、川军、中央军,民团、土匪、青帮和洪帮来来去去,今天这个拔苗、明天那个刨坑,好不容易长出了几片茶叶,还没等收获就被别人抢跑了。接着,何应钦去了广州、何辑五也投靠他三哥去了,蔡式超没有了靠山,只好关门大吉。
当不成农场主,于是改当工厂主。
先是开了家肥皂厂,希望帮助乡亲们养成讲卫生的好习惯,结果造出来的“卫生肥皂”黑不溜秋,根本卖不掉,只得关张。
接着又办酒精厂,初衷是想用工业酒精替代汽油,“甩掉贫油国的帽子”。但是酒精醇度要到95度以上才能够开汽车,蔡式超搞了几十个大铁皮罐,蒸馏来蒸馏去,怎么也超不过94度,只能当医药酒精用 不过这也歪打正着。抗战爆发了,前方需要大量的医用酒精,于是蔡老板不计成本、把一批批的产品送往前线。没几年,家业就被他折腾光了。
时间到了1944年,大后方的物价飞涨、人心浮躁、社会混乱,民众对政府极不信任。
其实,抗战之初的情形并不是这样的。那时候,虽然国军一败再败,但国民党的表现还算不错,军人不怕死、官员也耐得住艰苦,所以尽管局势严峻,但社会各界却很团结,人民积极支前、踊跃参战,处处呈现出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蒋委员长的形象也空前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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