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腹。对于塔齐布这样的满人，因为勇敢率直，曾国藩便以诚相待，极力推举，从而使之成为湘军中唯一的满人将领。而对于李世忠、苗沛霖等首鼠两端之徒，无法用真诚感化，在有用之时自是百般抚慰，当不用之时，则一再打压，利用机会将之消灭。对于老练世故者如李鸿章，则有张有弛，既不一心笼络置于自己掌握之中，也不能反目。小处可让，大局必争。

曾国藩这种两面派做法，甚至表现在对家里人的关系上。他的家书中有一段话如是说：

“澄弟办贼，甚快人心。然必使其亲房人第知我家是图地方安静，不是为一家逞势张威，庶人人畏我之威，而不恨我之太恶。贼既办后，不特面上不可露得意之声色，既心中亦必存一番哀矜意思。”

这段话中半是真话，半是做作。真话与做作之间，显露了一个“拙诚”君子不诚的一面。对此，曾国藩有时也加以反思。如他在同治元年（1861年）十二月给心腹将领李续宜的书信中说：

“吾辈位高望重，他人不敢指摘，惟当奉方寸如严师，畏天理如刑罚，庶几刻刻敬惮。鄙人今岁忧灼过甚，虽亦近于怔忡，然较之八年情形则异。八年所以内疚者，以忠孝之地而用意气，以朴拙之人而讲权术，是以且愧且憾，无地自容。”

“以朴拙之人而讲权术”，这是曾国藩的自白。他在另一封信中说：“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此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他曾经以为“惟忘机可以消众机，惟懵懂可以祓不祥”，但“忘机”并非不知“机变”，“懵懂”也不是真的糊涂，以此消除机权，不过是一种更深的机权。因此，曾国藩的行事风格，可以归结为：讲拙诚，亦讲权术。

在错综复杂的人际中，把精明挂在脸上，不一定是好事。做人朴拙一点，“傻”一点，会使人感到踏实，反倒受人欢迎。当然，这种“傻”不是真傻，而是一种低姿态，一种掩饰。

设局之策心照不宣的驭人术（1）

在做局的过程中，必然要涉及用人、驭人的问题。有的局只需要驾驭一个人，有的局则需要驾驭一大批人，而搞政治的人则要驾驭举国的人。对有的人，花点银子就能搞定；可有的人不吃这一套，你就要另想办法。袁世凯想拿小恩小惠收买宋教仁等革命党，可这些人是有政治抱负的，对袁世凯的这一套格外厌恶，他的驭人术就不灵了。蒋介石在和冯玉祥、阎锡山等人争地盘的时候，就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钞票，收买冯、阎的将领倒戈。果然，冯玉祥手下的军长石友三、韩复榘被蒋收买，在蒋冯打得昏天黑地时突然撤出阵地，宣布拥蒋，这无异于从背后捅了冯玉祥一刀。冯战败，只好通电下野。

好处要给在恰当处

想驾驭别人，就要给人好处，因为一切关系归根到底还是利益关系。施恩术是人情关系学中最基本的策略和手段，是开发利用人际关系资源最为稳妥的灵验功夫。但是帮助别人时，要掌握以下基本要领：

一、施恩时不要说得过于直露，挑得太明，以免令对方感到丢了面子，脸上无光；给别人已经帮过的忙，更不要四处张扬。

二、施恩不可一次过多，以免给对方造成还债负担，甚至因为受之有耻，与你断交。

三、作为领导要培养下属对你的感情依赖，让他们心甘情愿为自己效力。

另外，我们还要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给人好处，要选准时机和方式，力争用最小的代价换得最大的人情，避免花了钱却不讨好。

在《水浒》中，有精彩的一幕，就是宋江杀了阎婆惜后，逃到柴进庄上避难，碰上了武松。当时武松因在故乡清河县误以为自己伤人致死已躲在柴进庄上。但因为武松脾气不太好，得罪了柴进的庄客，所以柴进也不是十分喜欢他。《水浒》上说：“柴进因何不喜武松？原来武松初来投奔柴进时，也一般接纳管待；次后在庄上，但吃醉了酒，性气刚烈，庄客有些顾管不到处，他便要下拳打他们，因此满庄里庄客，没一个道他好。众人只是嫌他，都去柴进面前，告诉他许多不是处。柴进虽然不赶他，只是相待得他慢了。”显然，武松对柴进也是有很大的怨气的，尽管柴进在武松身上花了不少钱。

但是，宋江的做法就高明多了，他见到武松马上拉着武松就去喝酒，似乎亲人相逢，看武松的衣服旧了，马上就拿钱出来给武松做衣服（后来钱还是柴进出的，但好人却是宋江做的）。而后“却得宋江每日带挈他一处，饮酒相陪”。这饮酒的花费自然还是柴进开销的。临分别时，宋江一直送了六七里路，并摆酒送行，还拿出10两银子给武松做路费，而后一直目送武松远离到看不见的地方。

宋江从头到尾不过花了10两银子和饯行的一顿饭，却把英雄盖世的武松感动得五体投地。而柴大官人庇护了武松整整一年，就算后面有所怠慢，也不会少他吃喝用度的，在武松身上的花费岂止区区10两银子。但在武松心目中的分量恐怕这位宋大哥要远远超过柴大官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柴进名满江湖，出生高贵，却成不了老大，而宋江却可以。实是因为柴进花的冤枉钱太多，不善于用钱，所以往往事倍功半，而宋江常常把钱用在刀刃上，以很少钱就能达到柴进花无数钱都达不到的功效。由此可见，有的人钱花得不少，却没有赚下人情，而另一种人，则花钱不多，却收买了对象，使之入了自己的局。其原因就在于给人好处的时机和方式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