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对这些知识的运用绝不仅仅局限在理论上。格雷厄姆的讲座谈的都是真实的股票，对于学生们运用他的观点可以获利丰厚这一事实，他从来都很淡泊。到1950年时56岁的格雷厄姆名声大噪，但他的态度与1930年时没有任何差别。

“这些精明的华尔街人士，”他的一个学生回忆说，“他们都走出去靠本。格雷厄姆的知识挣大钱，而本自己却显得丝毫没有在意。”格雷厄姆是那种心不在焉的理论家，睡觉时要在枕边放一叠便笺纸，还会穿着不同颜色的鞋子来上班。巴菲特的同代人，后来成了他的经纪商和朋友的马歇尔。温伯格，曾反复听过格雷厄姆的课，他回忆道：

他总是给你一些主意。我在34　5/8的价位买下扬斯敦希替公司（Youngstouwn　Sheet＆Tube）的股票，然后在75～80美元之间卖出去。听从他的建议我买了通用，还有简易洗衣机公司　（Easy　Washing　Machine）。他说：“我看这股票较便宜” 今天早上，就是现在。真丝品公司的股票又是这种便宜的股票。学这课足以支付我取得学位的费用了。

巴菲特十分渴望能步格雷厄姆的后尘。他在格雷厄姆 纽曼公司、格雷厄姆投资m公司　（如马歇尔、威尔士及时尚公司）执有的股票上都进行了投资。他还在《名人词典》上查到了他的教授，他发现格雷厄姆是政府雇员保险公司（GEICO）的主席。据悉，GEICO设在华盛顿。巴菲特觉得任何有关格雷厄姆在GEICO当主席的事他都想知道，于是他决定拜访一次。刚好，沃伦的父亲在1950年又被重选入国会。于是1951年春天，当沃伦在哥伦比亚念第二学期时，他回到了华盛顿。

一个周六巴菲特乘上了火车，华盛顿市郊显得很荒凉，他直奔15K大街的GEICO办公室而去。这时，他发现门锁着，便呯呯打门，直到看门人走出来。

“这儿除了你之外还有别人可以说话吗？”巴菲特问道。

看门人说六楼还有人在工作，然后答应去喊他下来。洛里默。戴维森被喊下楼来，看见一个年轻学生正在桌子旁边闲蹓，而当他开始向戴维森提出一连串的问题时，戴维森有些吃惊了，后来两人的谈话长达4个小时之久。

戴维森后来回忆道：

在我们谈了15分钟以后，我意识到我在同一个不寻常的人谈话。他问的问题犀利而且富于智慧。GEICO是什么？它做生意的方法是什么？他的形象如何？它成长的潜力如何？

他所问的问题是一个优秀的证券分析家才会提出的问题。我是财务副总裁，而他努力想搞清我知道些什么？

戴维森对GEICO和格雷厄姆非常了解。　GEICO是于1936年由利奥。古德温创办起来，此人独创性地想出通过直接邮购的方式出售汽车保险，从而取消了通常的代理商网络。同时GEICO的销售政策只对政府雇员，这个群体比申请赔偿的份额要少一些。低廉的销售成本和超乎一般的被保险人使它成为成功的企业。1947年，主要持有人想将股票变现，于是雇用了戴维森 当时他是个投资经纪人 来出售它。起初股票无人问津，后来到了　1948

年，他把它卖给了格雷厄姆，格雷厄姆认准了这是个金矿。于是格雷厄姆 纽曼公司马上筹资72万美元 数目达到了其资产的1/4，获得GEICO的一半所有权八五八书房。不久以后，格雷厄姆 纽曼公司将它的GEICO股份剥离给自己的股东，于是GEICO股票开始公开上市交易。同时，戴维森此次的销售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因此便说服自己开始为GEICO来效力。

巴菲特带着对GEICO的无比迷恋来到纽约。稍作研究之后，他便发现它的毛利是保险行业平均水平的5倍。它的赢利和利润都非常之高，于是便去找保险业的专家 也就是当时的B、C、D，每个人都告诉他GEICO的股票价格高估了。巴菲特对事实的了解却恰恰相反，但他觉得他们让他很泄气，他们是专家，而他不过只在B类学校念过书而已。

每个尽职尽责的择股者都会置身于这样的交叉路口。要在一桩貌似荒唐的交易中投入自己的资金的确是相当困难的，这也正是为何格雷厄姆的观点是无价之宝的原因。他总喜欢说，“你既没有对也没有错，因为别人本来就不赞同你。”选择一种股票靠的不是人们的突发奇想，而是事实。巴菲特将此语铭记在心，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把格雷厄姆看成一种理想的形象 就像一个“英雄”，如同他父亲一样。

格雷厄姆对其他人也有同样的影响。尽管总体而言他很沉默，他对自己的学生有一种像父母般的疼爱之情。杰克。亚历山大心目中的格雷厄姆“几乎像一个父亲的形象”。这种形容很不寻常，因为这多半是由他的学生而不是由他的子女表达出来的。

在自己家里，格雷厄姆很冷淡，他飘忽不定的目光更使人加重了这种感觉。他离开了第一个妻子想找一个更年轻的伴侣，当巴菲特未遇见他时，他已经和第三个妻子，他的前任秘书埃斯特尔在一起了。有关格雷厄姆摒弃传统观念的一个传闻这样说：有天早晨当一个刚结婚的年轻妇女来拜访他时，教授和埃斯特尔正躺在床上，格雷厄姆建议她上来一起玩。

格雷厄姆的孩子们觉得他拒人三尺，尤其是在他失去了9岁的儿子之后更是如此。他们只能通过他的思想，以及他戴着帽子，手执拐杖在中央公园里漫步的情景来了解他。有一次他的儿子本杰明。Jr。问他一个关于高中拉丁文的简单问题，他父亲凭记忆背诵了西塞罗（罗马演说家）的一篇演讲来作为回答，就好像在做一个讲座。他对小型的会谈缺乏耐心，常常会在他自己的餐宴晚会中间溜出去读书。

但是在50年代如果谁能成为格雷厄姆的学生，他就能置身于一种特殊的地位。华尔街排满了“雪茄烟蒂”，一个人所要做的只是运用工具，开动脑筋去甄别它们。在未来的金钱管理者们看来，格雷厄姆和多德在哥伦比亚大学里掀起了一阵广阔的热浪，就像20世纪的年轻作家在巴黎的业余爱好者咖啡馆里坐在距海明威不远的桌子边所感受到的震撼一样。

巴菲特很快就和一帮坚决拥护格雷厄姆的核心人物走到了一起。他曾和弗雷德。斯坦贝克，一个沉默的北卡罗来纳同学一起回家。弗雷德跟他母亲说巴菲特“只吃点汉堡包喝些百事可乐”，因此不必太麻烦。然后巴菲特和斯坦贝克去泽西城参加马歇尔。韦尔斯的年度会议。在那儿他们遇到了一个为格雷厄姆 纽曼公司工作的名叫沃尔特。施洛斯的热心人。他们三人一起去吃午饭，然后热烈地谈论起股票，最后三个人都筋疲力竭了。

在另一次去市中区华尔街俱乐部的路途中，巴菲特遇到了汤姆。克纳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