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眼人都知道是严嵩害死了夏言，《明史 夏言传》就说夏言临死前曾上疏嘉靖，指出是严嵩陷害他的。所以以夏言的地位，突然被严嵩扳倒，而且遭到的不是什么勒令退休、或者罢官的命运，而是杀身之祸，这就太让当时的官员们吃惊了。所以当时严嵩一取代夏言之后，依附严嵩的人一下子就多了起来。

张居正并不了解这场斗争的来龙去脉，他也不知道严嵩与夏言各是什么样的人，他只知道严嵩现在是他的校长、是他的老师，而且还是内阁首辅；他只看到在收复河套这件国事上，大家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严嵩居然就把一个当朝宰相和一个边关的总督给放倒了。所以作为新进官场的年青官员，张居正很自然地与严嵩套上了近乎。

在张居正的《张太岳集》中总共有十几篇为严嵩父子写的赞美诗，还有一些文章。有的是为了严嵩的生日庆贺，有的是过节的时候写的庆贺诗文，还有一些是代严嵩写的上奏朝廷的贺表。其中最早的诗文就是始于这个时期。

你看，从庆贺生日的诗文，到一些无关紧要的日子也要写庆贺诗文，再到严嵩后来甚至让年青的张居正代他写上奏朝廷的贺表，这基本上可以看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张居正与严嵩的关系是越走越近的，而且严嵩对张居正也是比较欣赏的，要不然也不会让他代自己写文章了嘛。

但我们不能说，这就代表着张居正要加入严嵩的政治阵营了。

在“加入哪一个政治阵营”这个根本性问题上，我觉得张居正的政治敏感与政治天赋是一般人所不能比的。

首先，他知道在官场上，你可以孤芳自赏，但你要想有所作为，就一定不能孤立无援。因为官场是最讲究团队合作的。“官场官场”，没有共振和呼应，哪来“场”的效应呢？

所以他刚入官场，就在严嵩的权势面前，伸出橄榄枝来，这说明他是有了这个准备的。

但其次，有了这个准备，并不代表就已经做出了必然的选择。

张居正向严嵩伸出的橄榄枝，更象是一种政治触角，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保持一种可能性罢了。

可现在不选择，不代表永远不选择。张居正水平再高，也终归要有自己的立场。在政治上，最坏的情况不是你没能力，而是你没立场。

在即将到来的第二场风雨中，张居正面临严嵩与徐阶两大政治集团，他到底是该向左走呢还是向右走呢？到底张居正最后会做出怎样的选择？而什么样的因素会成为决定张居正选择的标准呢？

请看下集：《向左走向右走》

第五讲　向左走向右走

变故

我们在上一讲里说到，张居正初入官场，就面临着如何处理跟内阁首辅严嵩的关系，我们说他靠近严嵩、接近严嵩，但不等于说他加入了严嵩的政治阵营，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要从嘉靖二十九年的一场突然发生的变故说起。

嘉靖二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550年，这一年算起来已经是张居正踏入官场的第四个年头了。这一年张居正回江陵老家休假了半年，可是才回到家一两个月，就呆不住了。为什么呢？时局变化，时刻揪心啊，所以张居正在家没呆几天就开始又往京城赶。

那么，是什么时局让张居正这么着急呢？

他进入官场四年，前三年都任庶吉士，我们上次说过这只是个见习生的位置，好不容易三年试用期满，这才授了个七品翰林院编修的职务，虽然有品阶了，但一来七品，不过是京官儿里最低的，二来翰林院编修也是个闲职，不过就是皇家行政学院的研究员而已，论职称，张居正当时也就是个助教，也没什么实权，更谈不上什么政治实践了，什么样的时局变化能让他着急、能让他挨得上边儿呢？

这就要说到那句名言了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正是牵扯到国家兴亡的大事儿，才让这个热血青年心急如焚地赶回了京城。

原来，北方蒙古族的后裔鞑靼逐渐变得强大起来，后来，在明英宗的时候，他们占据了河套地区，这一下就对北京的防卫形成了很大的威胁。前些年，他们还只是在边境上进行骚扰，随便抢点东西。后来因为明王朝国防力量越来越薄弱，他们就一次次地逐渐深入。

嘉靖二十九年初夏，鞑靼的首领俺答再次率兵深入内地劫掠，这一次本来也只是打算多抢点东西，所以深入的程度就加大了一些。哪知道，明朝的军队根本没什么战斗力，俺答的军队突入古北口，明军一战即溃不成军，结果俺答乘势兵进通州，一下就对北京形成了包抄之势，史称“庚戌之变”。

蒙古人眼见着就打到北京城下了，这可是国都啊，那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北京被打下来那就是算是亡国了。你说作为一个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张居正他能不着急吗？所以他急急地赶回京城，就是要在这国难当头做些什么。

但能做些什么呢？

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知道，这个时候他应该站出来，站在政府当权者的面前，表明态度，积极进言，哪怕贡献一丁点儿个人的智慧那也是好的。

那么张居正一个七品芝麻官儿，他凭什么能到执政大臣面前说话、表态呢？张居正他为什么会有这份自信呢？

这是因为，他和当时政坛的两位当权人物的关系都还算不错。

一个就是严嵩。

我们上一讲说过，在严嵩斗倒夏言之后，张居正把友好的政治触角伸向了严嵩，也得到了一些回报，可以说严嵩虽然没重用张居正，但他对张居正的态度也是很友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