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张居正也没闲着，他在这一段时间的文章里把辽王的一些不法行为，尤其是可以变成日后政治把柄的行为都记录了下来。

朱宪火节不是天天逼着张居正陪自己玩吗？于是他的那些糗事，张居正也摸得一清二楚。什么霸占民女啊，什么私自另立辽王继承人啊，甚至私自擅离辽王封地啊，这些对于日后的清算可都是非常关键的证据。毕竟在人事斗争上，辽王这个纨绔子弟跟天才的张居正没得比。

这里头，有一个细节颇能说明问题。这个细节是一篇文章。

张居正进入官场后，就遇到了权相夏言与奸相严嵩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张居正到底会扮演怎样的角色，会有怎样的心路历程，这个我们下一讲再说。问题是张居正在夏言与严嵩斗争的缝隙里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章 《论时政疏》。

这篇文章把当时国家政治危机的几个方面分析得都很透彻，体现了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的敏锐的政治眼光。

这篇文章也受到了当时一个重要人物的注意，这个人物是继顾璘之后，第二个可以称为是张居正的精神导师的人物。他是谁？我们也暂且先卖个关子。他因此而看重张居正，并着力想把张居正培养成政治接班人，这说明张居正的这篇分析时政的《论时政疏》里表现出突出的政治天赋来了。

但世人往往并不知道，张居正这篇《论时政疏》所表现出“政治天赋”的内涵并不只限于治国韬略方面，这篇小小的文章还透露出了张居正这个“政治天才”的心机与性格。

在《论时政疏》里，张居正列举了当时政治危机最迫切的五大问题，分别是“宗室”问题、人才问题、官僚问题、军备问题与财政收入问题。张居正后来的改革有一篇纲领性的文章叫《陈六事疏》就是在这篇《论时政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这篇文章的份量可想而知。

但仔细分析这篇文章，曾经为张居正做传的朱东润先生发现过一个奇怪的问题。那就是后面说的四个问题确实都是当时政治腐败、国家危机的症结所在，但第一个“宗室”问题的提出，却明显有些莫名其妙。

因为从明代的政治史来看，甚至只从嘉靖朝的政治史来看，所谓的宗室也就是各分封王那些不规矩的事儿根本就不算什么事儿，更不要说算是国家政治危机的症结所在了。在这一方面，明朝的形势明显跟西汉初年的“七王之乱”根本就没可比性。但张居正却在这篇崭露头角的文章里把他做为第一条来说，这岂不是太没有政治眼光了？

不要说跟“政治天才”的说法不符，就算是跟这篇文章《论时政疏》的“时政”这个题目也不相称啊？

这又是为什么呢？

张居正在说宗室问题的时候说：“乃今一二宗藩， 竞求真人之号，招集方术逋逃之人，惑民耳目 而尾大之势成。”（《张太岳集 奏疏十二 论时政疏》）

这话明显夸大其词，甚至说得有造反的迹象。若是按他这篇文章的逻辑，为国家政权的稳固考虑，第一件事就是得先拿掉这几个藩王的封号，继而杀掉这几个藩王才能永绝后患。

那么，当时符合张居正所指的有哪几位藩王呢？

一个是徽王朱厚爝，一个就是辽王朱宪火节。这两个人都跟着嘉靖皇帝在崇奉道教，而且也都挺荒淫无耻的。

这下，张居正把宗室问题放在第一个的私下目的就不言而明了。

但朱东润先生又分析说，嘉靖皇帝自己就迷信道教长生理论，像辽王朱宪火节迷信道教那完全是拍皇上马屁，因此聚了点儿众、闹了点儿事儿，嘉靖帝哪会当回事儿呢？所以这种上疏是根本动摇不了宪火节的。

但我想，朱东润先生的理解可能还只是一位忠厚长者的想法，张居正这里完全可能只是一个伏笔，他并不是现在就要达到报复的目的，他是想要提出一个导向来，以便在将来可以痛下杀手。

这也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在十六岁他爷爷被害死的当年并没有表现出愤恨与不满来，因为他那时候除了愤恨与不满没有任何办法，但现在不一样了，他进入了官场，而且在向往权力，他的复仇已经从一篇文章里露出了蛛丝马迹。

后来，隆庆二年，在张居正进入内阁一年多之后，辽王朱宪火节倒霉的日子终于来了。不过，当时并看不出来辽王的出事跟张居正有任何关系，这也张居正的高明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