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占领湖北之后，国防军就停下了自己扩张的脚步，开始潜心消化起新吸收的地盘了，毕竟这些地盘上以前可是大大小小的武装势力到处混战，社会不安定因素非常多。所以国社党一举从西南四省抽调一批经验丰富的从政人员，来到两湖和四川开始搭建起国社党自己的地方政权，争取早日把这些地盘转化成为自己的实力。

四川和两湖的民众也在国社党治下战战兢兢的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开始逐渐从戒备当中走了出来，重新开始自己正常的生活。

大家发现国社党的政策可是比以前那些军阀要好得多了，不仅免除了他们今年上半年所有的税收，还宣布彻底废除了二三十种苛捐杂税。对于农民来说，他们只需要上交部分农业税，甚至没有自己土地的农民更是一点税收都不用交，所有的税赋都依托在土地之上。

而且随着国社党县一级政府的构建完善，国社党的减租令也开始在各地生效，所有土地不论成色，不论好坏，统统只能收取4成5以下的地租，极大的减轻了农民身上的负担，使得国社党一下子就获得了三省近亿农民的民心。

当然，这些地方的地主也不是没有反抗的，四川地区在清末以来就流行会党袍哥，甚至有地主在限租令宣布之后直接勾结土匪企图冲击各地政府。但是不管他们是聚集袍哥闹事，还是勾结土匪作乱，统统在国防军的镇压之下土崩瓦解。对于这些闹事作乱的地主，国社党直接没收他们的全部土地，让剩下的地主噤若寒蝉。

湖南的地主们就要温和一些，但是湖南自出了个曾国藩以后，地主阶级势力急剧膨胀，一些地主明面上不抵抗政府，但是在实际收租的时候还是按照以前的比例来收取的，而各地的农民被他们剥削多年，对此也是敢怒不敢言。

当然，纸永远是包不住火的，更何况国社党在占据湖南之前就已经在整个湖南布下了不少的情报据点，构建了完整的情报体系，所以这些地主的所作所为很快就被各地政府所获悉。

得知这种情况之后，国社党地方政府直接带着警察部队登上这些地主家门，要求地主返还多征收的地租的同时对于今年的农业税翻倍征收。看着那些荷枪实弹明显面色不善的警察，大部分地主都选择了屈服，当然少数继续顽抗的地主则是直接被当地驻军直接剿灭，他们那看起来很有安全感的院墙根本抵挡不住正规军火炮射击。

而就在国社党逐渐稳定各地治安，开始按照国社党的政策来建立各地新秩序的时候，北京的北洋政府已经变得一团乱了。

因为老袁的称帝，北洋团体已经开始分裂，尤其是以段祺瑞和冯国璋两人为代表的小团体已经开始成型。念旧的冯国璋在老袁宣布放弃称帝之后已经算是跟老袁和解，重新调集人手到江浙一带帮助李纯抵御国防军。

但是年级更轻的段祺瑞并不满足，在他看来老袁已经老了，尤其是这次的事情已经彰显出他不适合继续坐在北洋领导人的位子上面，激进的段祺瑞甚至在被老袁任命为国务卿之后开始逼迫老袁交出手中的权利。

这辈子都在为了权利摸爬滚打的老袁如何甘心就这样交出权利，但是段祺瑞虽然没有什么实际的兵权，却在北洋军中担任过随军学堂总办等教育方面职务，门生可谓是遍布整个北洋军，自己名望大跌之下根本不可能像之前一样直接罢免他所有官职。

战胜北洋之后周泽端意气风发的在南宁召开了真正意义上的国社党第一次全国大会，每个省份的国社党代表都到场参会。

在总结了这段时间的成果，明确了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之后，国社党针对目前控制的各个地区重新梳理了一下治理体系。

在这套体系当中，最为基层的自然是各地乡镇一级政府。作为最贴近民众的一级政府，乡镇政府承担着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既要了解各地的具体情况，又要帮助民众了解政府的具体政策规定，引导民众发展生产，开展教育，改善生活。

乡镇政府之后，就是各地的县一级政府了。县一级政府不仅要统管全线除了军事方面的大小事物，还要统筹一县的发展，既要保证国社党的统治，又要完成带领民众发展的任务，可谓是责任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