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一下：刘农畯所说的“海辽轮不吉利”当然只是借口。当时他不愿意使用这条船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其客舱容量太大，在装载伞三团的同时一定还会加运其他部队，这将影响原定的起义计划。

海辽轮于1949年9月起义，改称“和平号”，是新中国建国时最大的海轮，其光辉形象不仅出过邮票还被印上了钞票。

专和兵舰过不去的海辽号

成了“和平号”的海辽号

“港口司令部海运组”组长吴铎是浙江大学的毕业生，比蔡智诚高几届，两人在学校里的交往比较少，但却有一个共同的老师 招商局航运处处长俞大纲。

俞大纲是浙江绍兴人，父亲是前清的进士，母亲是曾国藩的孙女。他在家中排行老幺，哥哥俞大维是国民党的交通部长（后任国防部长），姐姐俞大彩嫁给了北大校长傅斯年，表哥是陈寅恪（陈寅恪的母亲姓俞，是俞大纲的姑姑），表姐夫是叶剑英（叶帅的岳父姓曾，是俞大纲的舅舅），他有个侄子叫俞启威（黄敬，中共冀鲁豫区书记、天津市长，江青的前夫，现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的父亲），还有个侄子是蒋经国的女婿（俞扬和，蒋孝章的丈夫） 而俞大纲本人是个“新月派”诗人，泰戈尔访华时就是由徐志摩和他做陪同，有一首《月》写得很不错：

你，跳进了窗楹，挨近着我

银色的夜，银色的火

我在枕边安排好一个梦

一个平安的梦，等着你抚摩

你，轻盈的掩入夜莺的窠

银色的夜，银色的火

森林里飘出一曲顶礼的歌

谁知道这唱的是莺还是我

抗战期间，俞大纲是浙江大学的教授，在遵义呆了七八年，当时浙大学生排练的话剧歌剧全都由他当导演，而吴铎和蔡智诚都是艺术团的骨干。49年这时候，吴铎是国军的特派员、蔡智诚是社会局的专员，全都和船打交道，而俞大纲又恰好是招商局的航运处长，手上管着好多船。说是管船，俞大处长其实对航运一点也不懂，招商局不过是看在他交通部长哥哥的面子上给了他一个倒卖船票的机会，老俞也乐得每天和一帮演员们聊天唱戏，时不时地还喊弟子们去捧捧场。但人家毕竟是处长，虽然不大管事，内情还是知道一些的，蔡智诚就从他那里听说了不少招商局的秘密。

解放战争期间，中国从英、美以及日本的手里得了不少军舰轮船，设备大量增加了，但会驾驶懂维护的却很难找，于是航海专业人才就变得十分抢手。在当时，商船海员的工作比较安全和自由，而且薪水比海军士官高得多，开客轮货轮的人都不愿意开兵舰，国军只好来硬拉（重庆号军舰的全套轮机人员就是从民船上征用的），而“军事征用”的主要对象是轮船招商局。

招商局是国民党唯一的国有航运企业，隶属于交通部。这家企业拥有海轮五十只，各类江轮、拖船、驳船近两百只，其中最容易被征用的就是“郡级滚装船”。

郡级滚装船原本是美军在二战时期使用的LST级坦克登陆舰，满载排水4000吨，当作货船时货舱容积2000吨。46年以后连卖带送的移交给中国五十多艘，国民党海军的中字号军舰，招商局和江南造船厂的“中”字头滚装船、难民救济总署的“万”字头轮船、民生公司的“远”字尾轮船（宁远、平远、怀远 ）都属于这同一系列的同一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