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闹事的主要目的是“反失业”。

沦陷期间，南京市里有六百多家大小工厂，这些企业虽然在不同的程度上具有日伪性质，但员工是中国人、车间厂房也在中国的地面上，抗战胜利后，只要稍加整顿就可以恢复生产。但是，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来自四面八方，“接收”行为就如同哄抢一样的毫无计划，这个收仓房、那个收原料，今天搬机器、明天割电缆，甚至出现了“一辆汽车五个人接收”的笑话（一个人接收车身，其他四个接收车轮子），经过这么一折腾，好端端的工厂被拆得七零八落，最终能够恢复运作的不到一百家。南京市里的大部分工人被迫失业，生路断绝的市民们不得不走上了抗议斗争的道路。

而学生闹事，则是为了“反甄审”。

沦陷期间，南京市里依然有“中央大学”等院校在日伪的教育体系下继续开课，抗战胜利后，真正的“国立中央大学”回来了，国民政府就把“伪大学”撤消、改称“南京临时大学”，并且不承认“伪校学生”的学籍，要对他们进行“甄审” “甄审”的办法就是考试，基础课补考英语，政治课补考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考试过关以后才能够重新入学 理工学院和医学院合并到上海的学校，其他院系则留在南京、并入“正牌的中央大学”。

这么一来，南京城里的“伪学生”们就不干了，他们游行示威、绝食抗议，坚决不参加“甄审”考试，并且针锋相对地提出：“丢失首都的责任不在学生身上，甄审的对象应该是政府的官员”。

46年3月，原“昆明警备司令”关麟征正在南京述职，他因为“一二、一血案”丢了差事，正等着接受新的任命。这时候，大概是希望自己“从哪里跌倒，再从哪里爬起来”，关将军看见南京学生闹事，居然决定亲自去校园训话、开展思想工作。

走进中央大学（当时叫南京临大），学生们正在集会。大家一看见这位披斗篷、穿马靴的将军就发出了阵阵嘘声，再听说他就是“昆明血案”的罪魁祸首，更是骂声四起。“关铁拳”一介武夫，说话全无遮拦，在昆明的时候就信口开河，说什么“学生有示威游行的自由，当兵的有开枪的自由”，结果被赶出了云南，现在到了中央大学，他登上讲台、开口就说：“和你们学生打交道，真比对付十万敌人还麻烦”，还说：“你们学生一张嘴，没道理也变成了有道理 ”

学生哪里肯吃这一套，立刻群起高呼：“我们学生是讲道理的，你这个反民主的刽子手才是真正的强词夺理！”，然后，一阵阵口号震耳欲聋，骂得关麟征瞠目结舌、真的变成了“红脸关公”，最后只好跳下讲台、落荒而逃。

“关铁拳兵败大学校园”的典故一时成为京城的笑谈，弄得蒋委员长也无可奈何：“关雨东的政治是弱项 ”。可没过多久，老蒋居然任命关麟征为中央大学的教育长（关麟征也因此成为继蒋介石之后的第二任黄埔校长），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说句玩笑话 网上有人说，关之琳是关麟征的孙女。如果这是真的，那可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六十年前的老关不受大学生的欢迎，但若是换成现在，让关之琳再到大学校园里走一趟，绝对能把关家的面子找回来。）

关麟征去中央大学的时候，蔡智诚他们也在场，关司令被哄走以后，伞兵军官却没有走。大学生冲着他们喊：“军人滚出校园去！”，蔡智诚就报出自己原先的学校、专业、年级和老师的名字，并且说：“我们是军人、也是学生，大家都是中国的青年，总可以坐下来交流的嘛”，学生们这才不起哄了。

虽然不起哄，却仍然无法沟通。

蔡智诚的“说服对象”是工学院的学生，他解释说，自己在后方考大学的时候也考了英语和《中国之命运》，所以“甄审考试”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而学生联谊会的代表却认为，“甄审”的实质是对沦陷区青年的侮辱，必须取消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并且撤换不称职的教育官员 双方各讲各的道理，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

在当时，蔡智诚只是觉得这些学生的组织性很强，很不容易对付。可他哪里知道，他面对的“联谊会主席”（王嘉猷）是一位富有经验的中共地下党员，他更不会知道，会场上的43级机电系“谈话代表”竟然是未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江泽民当时是中央大学“反甄审”运动的骨干，王嘉猷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因此，他执行的这项“说服工作”，其实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不过，如果以为只有共产党人才懂得发动学生，那就错了。蔡智诚他们也是到校园里来“点火”的。

点火的契机在于东北。

抗战胜利后，东北就处于苏联军队的控制之下。按照《中苏友好条约》的规定，苏军应该把东北地区移交给南京中央政府，并且在45年12月1日以前完成撤军，可是，一直到46年，苏联人都没有撤出的迹象。

46年1月中旬，“东北行营”的八名官员在抚顺被东北民主联军的散兵枪杀，这件事在全国引起了轰动，一时间，吁请苏联“约束中共武装”、要求苏联撤军的呼声越来越高。2月份，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关于东北问题的四条主张”，要求国民政府“承认东北民主部队”、要求“限制进入东北的政府军的数量”，却没有要求苏军撤出东北 这就给后来的“反苏反共运动”提供了口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