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锋直指徐州。徐州明兵破胆，龟缩城内不敢应战。燕军绕过徐州，径趋宿州。建文帝的萧墙内患奠定了败亡的基础。
无独有偶，著名的鸿门宴也从一个很独特的角度说明了这一道理。在项羽与刘邦的这场对局中，人们往往忽视了一个人，那就是项伯。这个人身为项羽的叔父，胳膊肘却总向外拐。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内奸。而导致项羽失败的原因，这个人的背叛是罪不可赦的。但是，头脑相对简单而又重情谊的项羽不仅没有除去内奸，反而继续重用，这就简直是自作孽不可活了。
要对外，首先要治内。否则，自己的阵营就不稳。试想，只要有一两个内奸，就足以使整个局功亏一篑。历史上很多失败的案例，都以沉痛的教训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做局者一定要纯洁自己的队伍，杜绝祸起萧墙的可能性。
败局之训分析历史上的败局（2）
不可沽名学霸王
把到手的胜利丢掉了，这无疑是非常愚蠢的。但是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却层出不穷。比如，有的做局者就犯下了放虎归山的错误，拉开了败局的前幕。
明朝的建文帝即位后，已觉察到燕王朱棣的举动不寻常，并采取了一些措施提防朱棣。首先，建文帝以防备北边蒙古为名，派武将守开平，并下令调征燕王所属卫兵出塞。其次，派工部侍郎张芮为北平左右政使，任谢贵为都指挥使，随时就地侦伺这位王爷的动静。同时，朱棣的大舅子徐辉祖（功臣徐达之子）常常把从妹妹那里打听来的燕王信息密禀于建文帝，大见信用，被加封为太子太傅，与李景隆一起统管军队，随时准备发动图燕之举。
建文元年（1399）春天，燕王派长史葛诚入京奏事，其实也是到朝廷探听口风，打探虚实。建文帝推诚相待，向葛诚询问燕王的情况。葛长史是老实人，又是皇帝垂问，便把燕藩平素的不轨之事一一禀报，建文帝既喜且忧，遣葛诚回北平，密使其为内应。朱棣多疑，殆似其父，葛诚回来后，他“察其色异，心疑之”。
三月份，燕王依礼入觐新君，“行皇道入，登陛不拜”。大庭广众之下，朱棣愤然抗然，显然不仅老奸巨猾，而且还气势凌人。当时就有监察御史奏劾其“不敬”，建文帝仁厚，表示“至亲勿问”。
户部侍郎卓敬再次密奏：“燕王智虑绝人，酷类先帝。夫北平者，金、元所由兴也，宜徙封南昌以绝祸本。”建文帝览奏后变色，“袖之”，不置可否。转天，他亲自召见卓敬，问：“燕王骨肉至亲，何得及此？”卓敬出言不凡，说：“隋文帝、杨广两人难道不是亲父子吗？”建文帝默然良久，仍旧下不了决心，只是摆之手说了声“爱卿不要再讲了”，示意卓敬退下。
四月，燕王朱棣归国。真所谓“天予不取，必受其咎”！在南京如果想处置燕王朱棣，两狱卒力耳，随便安个什么罪名，先抓起来再说。可惜建文帝太过柔仁，也不知一直出主意削藩的齐泰和黄子澄等人干什么去了，关键时刻不力劝建文帝下手，放虎归山，养虎反噬，悔之无及。
当然，建文帝也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派都御史景清为北平布政司参议，又诏派宋忠率三万兵屯守开平，以备边为名，敕令燕府精兵护卫皆隶属宋忠。同时，还密诏张芮、谢贵严备燕王的一举一动。朱棣归国后，马上托疾不出。不久，对外又称病危，以此迷惑朝廷。
五月，太祖朱元璋小祥忌日，依照礼制诸侯王皆应亲临陵墓致祭。朱棣自称病笃，派其世子朱高炽及另外两个儿子朱高煦、朱高燧入京。当时有参谋劝他不要把几个儿子都派入京师参加祭礼。燕王朱棣一语道破心机：“令朝廷勿疑也。”燕世子朱高炽等三兄弟入京，兵部尚书齐泰就劝建文帝把三个人都一并软禁起来。又是黄子澄表示异议：“不可。疑而备之，殆也。不如遣还。”
秀才议事，思前想后，终无成者。本来，朱棣派三个儿子入京后不久，便忽然生悔，生怕三个小子被他们当皇帝的堂兄弟一网打尽。看见三个人根毛未动、全须全尾无恙返回，朱棣喜出望外，大叫“吾父子复得相聚，天赞我也”！
建文帝放朱棣回北平，一错；又纵放燕王世子朱高炽等人归国，使朱棣起兵更无顾忌，二错；特别是放走了强悍敢战的朱高煦，三错。日后，朱棣之兵锋最锐者，关键时刻加最后一把力者，当属这位朱高煦。彼时，建文帝大叹“吾悔不用辉祖之言”！可是，为时已晚了。
放虎归山就是养虎为患，做局者或者出于心软，或者是轻信，将落网的敌人又放回去了。这不是自取灭亡又是什么呢？敌人毕竟是敌人，老虎毕竟是老虎，是老虎就要吃人，是敌人总要伤害你。好不容易挟持了敌人，可以加以要挟，却放回去了，这绝不会引起敌人的感念而放下屠刀，而往往使对手又有了举起屠刀的机会，所以，放虎归山就是养虎为患，是万万要不得的。
败局之训绝对不可永远与狼共舞（1）
做局者出于做局的需要，是不能选择自己同伴的。很多时候，也需要与狼共舞。但是，也必须看到，这只是权宜之计，绝对不可与狼永远共舞。因为狼毕竟是狼，总要吃人的。无论你是否有恩于他，还是他有恩于你。这里的狼，指的是有可能威胁你成功的人。对于这种人，可以一朝一夕共处，但是，你一定不要被假象迷惑，不仅要防，还要找机会除掉他。
宋文帝刘义隆也曾诛杀“功臣”，这些功臣还是杀掉他的哥哥宋少帝帮他即位的。但是，宋文帝也借此看出了他们的狼性了，所以，就杀掉了这些可能再次废弑皇帝的人。这不失为英明之举。
当时的史实是，宋少帝刘义符是个荒唐的君主，他不问政事，在宫中开集市做买卖，竟然还亲自卖豆腐。当时权臣徐羡之、谢晦、傅亮就把他杀掉了。杀掉之后，权臣要立时年十七的刘义隆为帝。刘义隆的部下劝阻他不要去建康继位，以防又被大臣杀害。
但是刘义隆坚决果敢，毅然前往。见到诸权臣之后，号泣不已，哀动左右。刚刚为国家的不幸哭毕，又详细追问自己的哥哥少帝被杀的原由，哭哭啼啼，旁边群臣莫能仰视，傅亮又惊又窘，流汗浃背，口不能言。刘义隆以自己的亲信严兵自卫，乘船直抵建康，即皇帝位，是为宋文帝。
本来，宋文帝的皇位是这几个杀掉皇帝的权臣给的，按理说，应该以高官厚禄报答。如果你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些权臣能杀掉一个皇帝，就能杀第二个。今天可以拥立你，明天就可以废杀你。所以，对这些大臣绝对不能心存感激地加以报答，而应该找机会除掉。因为，不管是什么狼，毕竟都是狼，总要吃人的。所幸的是，宋文帝看到了这一点，他决心找机会杀掉这些“功臣”。
徐羡之等人觉得宜都王原来掌握的荆州是军事重地，就委任谢晦为荆州刺史以为外应。谢晦将行，和蔡廓道别，屏去左右旁人，问：“我能免祸吗？”蔡廓回答：“您受先帝顾命之恩，废昏立明，道义上说得过去。但杀了人家两个哥哥（一个是刘义符，一个是庐陵王刘义真）而又在殿下称臣，挟震主之威，据上流之重，以古推之，免祸太难啦。”谢晦开始还怕出不了建康，上船之后，回头一望，高兴得大叫：“今得脱矣！”可惜的是，谢大官人高兴得太早，总以为飞鸟出笼，能自由翱翔，来去自由，殊不知一张无形的天网已暗中悄然向他撒来。
宋文帝继位之后，先以高官厚禄稳住几位大臣，任徐羡之为司徒，王弘为司空，傅亮加开府仪同三司，谢晦加封卫将军，檀道济进号征北将军。元嘉二年，徐羡之、傅亮上表归政，文帝假意不应，再三上表才答应。元嘉三年，见时机成熟，宋文帝下诏暴露徐、傅、谢数人罪恶，命令有关部门捉拿法办。谢晦的弟弟正在中书省值勤，得知消息慌忙派人通告徐、傅二人。徐羡之跑到城郭烧陶的洞子里自己上吊而死。傅亮跑到路中被堵截，文帝派人告之：“以您江陵奉迎的诚心，当使您诸子无恙。”于是诛杀傅亮等人。至此，皇位总算安全了。
这里看似讲的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却说明了当事人的正确。诛杀的那些功臣不是普通的功臣，他们是一群胆敢废杀皇帝的功臣。对于新皇帝而言，这是一群随时可以废杀自己的狼。这时，就绝对不能用传统道德观念来拘泥自己的举措了。
隋朝大将司马德戡，参与了推翻隋炀帝的行动，协助宇文化及登上了权力的高峰。他当然明白宇文化及是一头不可长期共舞的狼，但他仍然被这头狼吃掉了，原因就在于他谋事不果，导致前功尽弃。
隋朝末年，天下已然大乱，炀帝杨广还是执迷不悟，或远师出征，或四处游幸，致使百姓备受劳役之苦，怨声四起，载舟之水亦渐变为覆舟的洪流。李密领导的瓦岗军于大业十三年（617）二月开始，先后占领了东都洛阳的各大外围粮仓，彻底阻断了隋炀帝的回京通道，并且使东都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隋炀帝滞留于淮南的江都行宫里，一晃就是年余。从驾士兵的老家多在关中，这种渺无归期的客居生涯使他们深为厌倦，为此，他们常常交头接耳，计议着抛下炀帝自行回家。
某卜者，占算极灵，江湖间声名藉甚。自云，明日来若干人，隔夜已知之。其人生平命运荣枯，无不详悉。有求推算者，卜者端坐不动，其人须自缕述生造年、月、日、时，以及父母兄弟存殁、生平所遇大事。言毕，卜者曰：“然”。即在抽屉内出批就八字一纸，所书事述与往者一一符合，未来之事，亦罗列满纸，无不叹为神奇。后有知者谓，卜者所租房两楹，中隔薄板壁一层，壁上凿小孔，以有抽屉桌子亦凿一孔，移近板壁与之适合。卜者即坐其旁，隔房雇一善书之人，凡求卜者自述时，其人随听随书，言毕亦书毕，即递至抽屉内。故过去之事，无不吻合。至未来者，则任意决断，而求者犹不知其骗，但觉灵验异常云。
当时武贲郎将司马德戡负责统领着这班从驾勇士，知道士兵们大多是这种心理状态，便阴谋背叛皇帝，他煽惑自己的好友武贲郎将元礼以及直阁裴虔通说：“我听说关中已经陷没，李孝常叛于华阴，皇上已将其二弟收押死牢，准备全部处以极刑。我们的家属都在关中，又怎么能够担保没有同样的问题发生！”虔通也忧形于色，他说：“我家子弟都已成年，诚然难以自保，我也一直在担心灾祸会随时降临头上，只是无计可施。”德戡说：“我们的忧虑既然相同，自当共同谋划出路。从驾士兵们一走，我们也趁机开溜好了。”元礼、虔通都表示支持。于是结群聚党，宫禁内外十数名官员都站到了谋叛的行列。
这伙人以博戏名义日夜聚会，商讨对策，最初都只想劫夺十二卫武马，掳掠当地居民财物，结党西归，并无意危及炀帝；但在宇文智及入伙以后，事情就变得越发严重了。智及认为，隋室江山已摇摇欲坠，要干就干一番大事，创建帝王基业，所以是不能再让炀帝稳坐天子之位的。德戡一想也是，反正是反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