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限制了大商人控制市场，有个成语叫囤积居奇，本来是商人的敛财之道，现在等于政府在干这个事儿了。这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又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增加了政府的收入。政府在夏季收购羽绒服二百块钱一件，以免你积压仓库，所以商人都把羽绒服卖给政府了。到冬季政府以六百块钱卖出，政府挣四百。但如果商人卖，可能卖八百、九百、一千。因此这样的结果是政府得了钱，老百姓物价也能够便宜点，商人吃亏了。

王安石变法的第二方面，是军事措施。

首先是保甲法。政府把农村住户组织起来，每十家（后改为五家）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一家有两个男丁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练兵，平时种田，战时编入军队抵御辽夏进攻，减少军队开支。这实际上就是民兵，是保卫本乡本土的，中国最适合这样的军队。因为有人说中国人轻家国而重乡土，勇于私斗，怯于公战。打架勇敢着呢，你看我媳妇一眼我跟你没完。外敌入侵就胆小，异族打过来了，我躲着。中国人有强烈的乡土观念，一出国，你北京的，我也北京的，你上海的我也上海的，没有说你中国我也中国的，组织的也是北京同乡会，不是中国同乡会，缺乏国家概念。所以民兵非常适合，你保卫的是你媳妇，你家乡。

然后还有将兵法。禁军驻地固定，然后用固定的将官加以训练，充实边防。

变法第三方面是教育措施。

改革科举，废明经，设明法。明经就是死记硬背的东西，没用。整顿太学，使学校成为为变法造舆论、育人才的地方。所以王安石的作用是通过变法，一定程度地扭转了社会危机。可惜最后还是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用人不当，危害百姓。而更主要的原因是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小时候砸缸的那个司马光当政，王安石的新法就被废除了。

用人不当，变法失败

王安石变法为什么用人不当？

王安石干这事儿压力很大呀。因为中国一直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思想，而儒家的政治主张是法先王。要尊重先朝和先王的规矩，你要改革，一般就被认为是离经叛道，大逆不道。所以王安石顶着雷变法。他明确表示变法是本着这么一个原则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天变不足畏”，因为你王安石变法，你看地震了，7.9级，属于天变。王安石说我不相信，我接着变，你给我弄个8.3级看看。

“祖宗不足法”，祖宗之法以守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守何谈祖宗之法。

“人言不足恤”，大家都埋怨你，他们越埋怨证明我越正确，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这三条宗旨，往好听里说是大无畏，一往无前，往难听里说就是这老哥太愣了。一个人应该常怀敬畏之心，孔圣人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王安石谁都不怕，天、祖宗、同僚，没人能降得住他，那他往往就容易走极端。这就奠定了用人不当的基础。

很多人并不见得赞成新法，但是因为王相公坚持要用新法，所以我就假装支持。我为了求官假装赞同新法，因为那时候支持王安石的人很少，所以我一下子就当官了。当官之后我把这新法作为敛财的手段，明明青苗法应该是收20%的利息吧，我收30%。“提举使以多散为功。”应该是老百姓需要借钱，我才借给他们，现在是我逼着老百姓，你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如果借了还不上，富户为穷人作担保。你们村有地主吧，有地主就给所有的农民作担保，还不上我找你要。最后村里不但农民跑干净了，连地主都跑了。

孔圣人曾经曰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所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君子，逐利的是小人。所谓士农工商，商人居四民之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逐利。《琵琶行》里说：“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人家不轻别离没法养活你，白居易很瞧不起人家，商人重利轻别离，而王安石整天琢磨的也是这个。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你整天逐利吧，你就是小人，小人怎么能治国呢？

中国古代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官不与民争利。你当官了，不能做买卖跟老百姓争利。其实今天很多国家都是这样，我当了市长，我们家人要开公司，你能竞争过我吗？你一点辙没有。所以官不能干这个，不能与民争利。而王安石他干的这些事就是与民争利，民不加赋而国用饶。那些地主难道不算民？你这就算与民争利了。这些就成了保守派攻击他的口实。很多保守派讲王安石变法有种种弊端，并不是人家凭空编的，确实存在这些问题。

王安石变法之后，朝中的大臣分成了新党和旧党。新党上来就打压旧党，旧党上来打新党，党同伐异，这样的结果使得北宋大臣之间的党争越来越激烈，也是后来造成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事实上王安石在很多地方都是被写入奸臣传的。历史对他的评价不是很高，天下骚然，党同伐异，党争势如水火。原来朝廷的矛盾没这么厉害，现在一下子各种矛盾都给王安石激发出来，所以他的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甚至有人说北宋灭亡都是王安石惹的祸。